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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具体是哪年丢的?”戚宁问。

“2006年年底。”曲所长答。

“孩子当时多大?”

“10岁。”

“孩子是被这个李广泉弄丢的?”

“不,是孩子的奶奶。”

“dna录入了吗?”

“前几年市局把所有县市区的妇女儿童失踪案件统一归到打拐办,打拐办的同志特意去了李广泉家,在李霖霖穿过的衣服上采集到毛发做了dna检测,结果已经上传到公安部数据库,但至今也未有吻合的案例出现。”曲所长解释说。

“他家里现在什么情况?”程巍然问。

“他是专门给人做家具的,祖传的手艺,生计没问题。据说夏季是他们这个行业的淡季,所以他每年就利用这几个月出去找孩子。”曲所长叹着气说,“咳,他老婆两年前得癌症去世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孩子丢了上火有关,现在家里还有个老母亲。”

戚宁等人到了天台,见李广泉背对众人坐在天台围墙上。围墙高一米五左右,宽度很窄,感觉坐在上面,怕是一阵稍大的风、一个喷嚏都会让人身子晃动。

听到动静的李广泉回过头扫了戚宁一眼,戚宁也趁机打量了一下他。李广泉看起来没有想象中的失魂落魄,头发、脸庞乃至身上的短袖衬衫都很整洁,唯有斜挎在身上的灰色旅行包有些泛黑。他也不像别的轻生者那样歇斯底里,手里夹着香烟,眼神淡漠而疏离,似乎只是刚刚经历了一次疲惫的旅行。

戚宁暗吸一口气,竭力让自己的表情显得平静些。

“你别紧张,我只是来和你随便聊聊的。”见李广泉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戚宁一边说着话,一边试探着靠近围墙。她在与李广泉相距四五米的地方停下来,这个位置既不会给李广泉心理上造成压力,又能保证他听得清自己所说的话。

“这一次你去哪儿了?”戚宁看得出李广泉这是刚从外地寻女归来,便以这样的话题作开场白。

李广泉默默吸着烟,整个人被一层薄薄的烟雾包围着,仿佛接收不到外面的任何信息。

“这么多年你应该跑遍大半个中国了吧?”戚宁继续自说自话。

李广泉表情和身体语言仍旧未有任何变化。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相信,我其实很理解你的心情。”戚宁刻意顿了顿,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好大的决心才讲出接下来的话,“不仅是此刻,也许一直以来我们都面对着同样的悲伤和困惑。”

戚宁的余光中,李广泉的脸颊抽搐了一下,脑袋也略微向她这边倾斜。

戚宁斟酌了下,语气略带伤感地说:“你是本地人,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差不多20年前,春海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几乎灭门的惨案,我就是那起惨案中的唯一幸存者。当天是我7岁的生日,爸妈张罗了一大桌子好吃的,还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姐姐送了我一个毛绒羊玩具和一张她亲手画的生日卡片。当然,我怎么也想象不到,那也是我和他们最后的一次团聚。当天深夜,我的爸妈便在睡梦中惨遭杀害,姐姐被人掳走,和您的女儿一样,生死未卜,至今杳无音讯。”戚宁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我真的好想好想他们,尤其是姐姐,她保护了我,却葬送了自己……”

“我累了。”李广泉突然接话,然后猛抽了几口烟,接着将手中的烟屁股摁在围墙上捻灭,扔到地上。他挥挥手驱赶了几下眼前的烟雾,喃喃地说:“其实,都是命。就像这下面形形色色的人,有当警察的,有当官的,有当老板的,有当工人的,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追求。有些人每天想着怎么挣钱,怎么当官,我每天一睁眼想的是我的孩子在哪里,我应该去哪儿找她。这就是我的活法,痛苦,困惑,早就淡了。真的,只是觉得累了。”

“可是你不想知道你女儿当年为什么不见了?这么多年她经历了什么吗?”戚宁眼里已经有了泪光,哽咽地说,“我爸妈和姐姐的案子,同样至今也未有定论。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人要这么残忍地伤害他们,很想知道姐姐如今在哪儿,还在不在人世。”

“我不想骗自己了,”李广泉凄然地抿了下嘴唇,露出苦涩的笑容,“就像你说的,这么多年我的确找遍了大半个中国,却没找到一丁点女儿的消息。我越来越觉得,尤其这一趟回来,我有种强烈的感觉,我的霖霖也许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想,我应该‘下去’陪她和她妈了。”

“李叔,噢,说起来我应该和你女儿年纪差不多大,叫你声李叔不过分。”戚宁操着真诚而又亲近的口吻说,“李叔,我觉得咱们都要继续坚持下去,无论最终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都应该坚持等到‘答案’,才不枉此生。”戚宁顿了顿,继续恳切地说,“李叔,咱们一起努力去寻找家人失踪的真相吧?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如果我这边有你女儿的消息,也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呶,李叔,这是我的名片,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说着话,戚宁从裤兜里掏出名片举在手中,缓慢地试探着,向李广泉靠近。

李光泉没有立即伸手去接,扭头微蹙着双眉盯着戚宁的脸看,眼神中虽有些迟疑,但比先前柔软了许多。须臾,几番审视、思索,李广泉终于伸手接过名片。

似乎觉得时机已成熟,戚宁大着胆子伸出双手扶住李广泉的身子,李广泉便顺从地被她扶下天台围墙。

戚宁和程巍然靠在电梯两边,默默地对视着,戚宁脸上湿湿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

两个人的沉默一直延续到车里,程巍然也不急于发动车子,等着戚宁把心情平复下来。其实他自己心里一时也难以平静,戚宁在天台上的讲述太让他震惊了。从戚宁的情绪上他看得出她说的都是真的,并非只是临时瞎编的攻心故事。这倒也解开程巍然心里的一点疑惑,先前他还有点想不明白,戚宁作为国家重点公安大学的心理学硕士生,怎么会愿意回到春海这座小城,通过公务员考试来当一名普通的心理咨询师呢?原来,她在计划着破解家人遇害、失踪的悬案。

“送我回家吧?”戚宁突然开口打破沉默。

“噢,好。”程巍然愣了下,发动起车子。开出不远,他嘴唇微微动了下,似乎有话要说,想了想,还是没说出口。但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他决定帮戚宁完成一个心愿。

次日一早,戚宁因为堵车来得稍晚些,走进办公间后,看到自己桌上放着一个黄色的大纸箱子。她随口问了句旁边桌的同事,箱子是哪儿来的,同事说是程巍然送过来的。

戚宁赶紧把箱子打开,只一眼便红了眼圈——她看到了爸妈的照片,他们躺在一片血泊之中。箱子里便是她梦寐以求想要研究的,但苦于自己权限不够无法申请调阅的,有关她家人悬案的卷宗。

…………

走廊里,戚宁抹着脸上的泪水,用手机给程巍然发了条短信:卷宗我看到了,谢谢你。

没想到程巍然瞬间便回复:注意及时沟通,别擅自行动。

(1) 第一起案子发生在8月22号,故称“8·22专案组”,作者注。

第四章 开卷悬案

1 惨烈往事

1998年,冬夜。

睡梦中的戚宁感觉有人在晃动自己,她刚一睁开眼睛,便被黑暗中伸出的一只手狠狠地捂住了嘴巴。她本能地挣扎了几下,但很快就不动了,因为她看到了姐姐戚芸的脸。

姐姐一副紧张万分的模样,一边使劲摇着头,一边将食指竖在嘴巴中间,示意戚宁千万别出声。见姐姐如此惊恐,戚宁一时怔住,本能地闭紧嘴巴。

姐姐转了转眼球,迅速四下打量一番,视线很快放到自己脚下。随即,她掀开被子,轻声轻气地把戚宁拉下床。又飞快地掀起快要搭到地板上的床单,冲床下指了指,按着戚宁的头将她塞进床下。“家里好像进坏人了,你躲在下边千万别动,听着没?”放下床单前,姐姐把戚宁喜爱的毛绒羊玩具塞到她怀里,并在她耳边小声叮咛道。

似乎有某种不祥的预感,戚宁紧紧拉住姐姐的手不舍松掉,但却被姐姐执拗地掰开了。戚宁只好把脸贴到地板上,从床单与地面的缝隙中看着姐姐光着一双小脚丫蹑手蹑脚地走到卧室门口。

门缓缓敞开一道缝,姐姐的双脚踌躇一下,但最终还是迈了出去。

须臾,安静的客厅中传出一阵噼里啪啦、呼哧呼哧的响动,似乎是姐姐在拼命反抗和挣扎。而逐渐地,那声响变得越来越轻微……

“是姐姐被坏人抓了吗?”戚宁双手捂着嘴巴,眼泪“吧嗒”“吧嗒”地落下。

正忧心姐姐,卧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一双戴着白色鞋套的大头皮鞋出现在戚宁的视线中。紧跟着那双“大头皮鞋”缓缓走了进来,渐渐逼近床边。戚宁把口鼻捂得紧紧的,努力憋着气,心底感觉到了一丝绝望。此时,客厅中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大头皮鞋”也骤然停住——就在戚宁的眼皮底下。

电话铃声执拗地响着,在沉寂的夜里显得尤为尖厉。“大头皮鞋”犹疑了一会儿,旋即掉转方向,似有些慌乱地加快速度走了出去。

几秒钟之后,门厅处传来“砰”的一声关门声,随即整个屋子便彻底地归于平静。戚宁战战兢兢地从床下爬出来,走到门边,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张望。客厅中漆黑一片,她试探着喊了几声爸爸、妈妈、姐姐……没有回应。她紧紧抱着怀中的毛绒羊缩着身子走进对面爸妈的卧室,一股腥腥的味道扑鼻而来,她本能地屏住呼吸,瞪大眼睛想迅速适应黑暗的光线。

当戚宁快要走到爸妈的床前时,猛然间踩到一种湿湿黏黏的东西,脚底一滑,整个人便摔倒在地板上。她挣扎着爬起身子,手上、长睡袍上,乃至怀中的小毛绒羊,似乎都沾着某种黏黏的液体。

戚宁终于目光投向床上,便看到睡床上的爸爸和妈妈,已经成为一双血人。

客厅中的电话再度响起,戚宁扭头像疯了般冲向客厅,拿起电话,号啕大哭道:“爸爸妈妈被坏人杀死了!姐姐不见了!呜呜呜……”

无论时光如何荏苒,回忆起近20年前那个悲伤惨绝的夜晚,戚宁脑海中一切的一切都历历在目,难以磨灭,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那一晚之后不久,戚宁便被舅舅接到北京生活,除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和姐姐送她的毛绒羊玩具,她没有带走任何属于故乡春海这座城市的东西。当然,记忆和悲伤总是无法抛弃的。

在北京生活的那些年里,没有人再提起戚宁的爸妈和姐姐。所有的家人、亲戚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不愿触动她童年那段惨痛的记忆,希望她能完全割舍过去,健康快乐地继续走她自己的人生之路。

直到现在,“案子”在戚宁整个家族里都是讳莫如深的话题。当然,就算戚宁真的想追问,她的家人对案子具体的侦办情况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而实质情况是:

案件发生在1998年12月11日深夜23时许,春海市甘宁区长建路187号1单元201室,遭不明身份歹徒潜入。家中男主人、春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戚明,女主人、春海市甘宁区实验小学教师蔡春红,被双双杀死在卧室睡床上。死亡时间在当夜22点30分至23点之间,死因均系被锐器割断颈总动脉引发的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其中戚明除被割喉外,胸部和腹部也遭锐器多次扎入。

被害夫妻二人有两个女儿当晚也在家中。分别是大女儿戚芸,就读于甘宁区20中学附小五年级;小女儿戚宁,就读于甘宁区20中学附小二年级。据案发后小女儿戚宁讲述:当晚她和姐姐在床上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姐姐听到家里有奇怪的声响,便把她推醒,并把她藏到床下。随后姐姐一个人走出姐妹俩的卧室打探,便被坏人掳走了。

现场勘查显示:凶手是顺着居民楼的下水管爬至二楼,扒开防盗网,撬开厨房窗户,潜入室内。从种种迹象上看,凶手作案不仅戴了手套,而且还戴了脚套,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除被害人小女儿戚宁提供他穿着一双大头皮鞋外,未留下任何可追查的线索。不过,在被害人的卧室中,凶手在墙上留下一个半圆形的涂鸦,是用被害人的鲜血涂上去的。

该案发生后,春海市公安局迅速组织精英警力成立“12·11专案组”。由于现场没有任何财物损失,而且凶手留下的涂鸦似有所指,专案组倾向于案件为报复杀人。但同时让专案组难以做判断的是,凶手为什么要掳走被害人的大女儿戚芸?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如果是后一种,那案件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从1998年12月中旬开始,专案组在被害人戚明和蔡春红的社会关系、平日交往、利益交集人群中进行了广泛细致的排查,同时也深入戚芸平日活动的区域,还原案发前一段时间她的活动路线和时间线,调查相对应发生的事件,以及与之有过接触的人群,全力追查其下落。整个排查持续了近10个月,专案组对上百人进行了讯问,并传唤审问了20多名具有作案嫌疑的人员,而凶手却并未现形,戚芸也始终下落不明,生死未知。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从经验上说破案的概率正逐渐变小,局里总将庞大的警力耗费在一件案子上也不现实。无奈之下,专案组于1999年底解散,案件交由市刑警支队继续侦办。而三年后终因线索全部中断,案件被暂时封存。一晃便到了今天,仍然没有任何新线索涌现。

戚宁用了一整天把卷宗资料通通翻阅了一遍,内心深处百感交集。尤其看到爸妈的现场存证照,照片中到处都是喷溅的血迹,鲜血糊在爸妈的脸上,浸透了他们的衣衫,两个人犹如被红色油漆泼过了似的,死状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戚宁真是忍着眼泪看完的。

而更重要的是,戚宁必须要在错综繁杂的旧线索中梳理出新的调查方向。她首先圈定想要展开调查的是一个叫赵元生的嫌疑人,此人当年也被专案组和刑警支队列为案件的头号嫌疑人。

由于被害人戚明遭到凶手的过度杀戮,专案组认定凶手对他有特殊的心理情结,遂一开始便围绕戚明做重点调查。在随后的调查中专案组发现,案发前一段时间戚明与他的中学女同学鞠艳丽来往甚密,其时鞠艳丽正与丈夫赵元生闹离婚,自己一个人在外租房住。

赵元生第一次被专案组传唤,正是因为鞠艳丽的举报。她报案说当天赵元生跑到她的租屋内耍酒疯,口口声声嚷嚷着戚明一家都是他杀的,鞠艳丽要是再敢忤逆他的意思,他就把她也杀了。不过审讯时,赵元生承认他说了上述的话,但矢口否认真的与案子有关。说自己只是仗着酒劲在老婆面前吹牛,想恐吓她不要跟他离婚。至于案发时间段他的所在,他声称当日自己喝醉了,独自一人在家睡觉。

在审问赵元生的同时,专案组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结果找到了一双大头皮鞋,与戚宁笔录中形容的颇像。但是在那个年代,冬季穿着仿军工的大头皮鞋特别盛行,单单只搜到一双大头皮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而专案组也未搜查到更进一步的证据——案发当时,被害人颈总动脉被割断,鲜血喷溅力度是很强的,即使凶手做了防护,身上或者鞋子上多多少少也都会沾点血渍。但在赵元生家中并未发现带血的衣物,鞋子上也没发现血迹,更没发现与戚芸有关的线索。

当然,不排除赵元生作案后扔掉血衣和旧的鞋子,而且他未有不在现场的证明,所以专案组虽然放了他,但还是派人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跟踪监视。但最终并未发现他有任何可疑行径,便放弃了他这条线。

时隔一年多,时间来到2001年1月,赵元生又一次进入警方的视线。当时“12·11专案”已经由刑警支队接手,准确点说办案人员注意到他,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他与专案有关的新的证据,而是有确凿证据显示他杀害了前妻鞠艳丽的一位同事。

2000年初鞠艳丽与赵元生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半年后鞠艳丽与一位也系离婚人士的男同事陈宇谈起了恋爱。后来消息传到赵元生耳朵里,他多次到鞠艳丽单位和家中无理取闹,并以电话和面对面的方式对陈宇进行威胁,企图阻止前妻再度组建家庭,但并未收到预想效果。终于在次年1月,他听说二人准备择日领取结婚证,便于夜里埋伏在陈宇家的楼道中,用白酒瓶砸伤外出归家的陈宇的头,并用碎酒瓶的玻璃碴刺死了陈宇。在搏斗中,赵元生也受伤了,现场留有他的血迹,并且勘查员在玻璃碴上提取到属于赵元生的指纹。

由该案,刑警支队不免联想到“12·11专案”,戚明在被害前也与鞠艳丽有密切来往,而且很可能就是因为戚明的出现,导致鞠艳丽开始和赵元生闹离婚。或许与杀陈宇的动机一样,赵元生对于戚明和老婆鞠艳丽频频见面,心生嫉妒、怀恨在心,遂动了杀人灭门的恶念。

随后,刑警支队讯问了鞠艳丽,但她坚决否认与戚明有特殊关系,表示两人只是普通的同学情谊,对前夫赵元生的去向也是一无所知。而赵元生杀死陈宇后便遁形了,消失得无影无踪,通缉令发布了很多年,至今也未接到任何举报线索。

戚宁把赵元生的存证照片拿在手上,细细地端详着,嘴里默念道:“看来必须得回到专案组最初的调查方向了,只是连专案组和刑警支队都没能找到赵元生作案的证据,我又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2 再遇故人

与其说时隔多年戚宁对寻找赵元生作案的证据没有信心,不如说她其实是对整个“12·11专案”的调查前景心里很没有底。但从卷宗资料上看,作案嫌疑最大的也就是赵元生了,所以戚宁只能硬着头皮试着以他为切入点寻找案件的突破口。

调阅户籍登记信息,戚宁查到赵元生无儿无女,直系亲属中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还健在,旁系亲属也只有一个哥哥赵元仁。按照户籍登记的住址,戚宁找到赵元仁的家,也见到了赵元仁本人和随他一起生活的老母亲。

赵元仁对戚宁的来访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抵触情绪,非常客气地把她让到客厅沙发上,语气温和地说:“你们尽管放心吧,如果有我弟弟的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上报的。”

估计是因为陈宇的案子,辖区派出所不时还会来收集赵元生的消息,所以赵元仁见到警察才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戚宁也不点破自己来与陈宇案无关,顺势问道:“你弟弟有多少年没和家里联系了?”

“从他把艳丽新交的对象杀了之后,他就没影了。这都多少年了,连电话都没打来一个。”赵元仁诚恳地说。

“那你们和鞠艳丽还有联系吗?”戚宁问。

“也早没了,她和元生离婚之后我就没见过她人。”赵元仁说。

“那孩子是个好媳妇,是我们家元生不争气。”坐在一边看电视的赵元仁的母亲接下话,“整天游手好闲,还爱喝大酒,喝醉回家就找碴儿跟老婆吵架,离婚是他活该。”

“那你们觉得赵元生最有可能藏到哪儿?”戚宁冲老太太点了下头,又特意冲赵元仁说,“你和赵元生是兄弟俩,从小一起长大,应该是最了解他的。在你们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令你们印象深刻,又利于隐蔽生活,外人不足以了解的?包括你们曾经一起的朋友、玩伴,以及本地或者外地的亲戚朋友,会不会给他提供一个那样的空间?”

赵元仁笑笑,大概看戚宁年龄不大,说话便也随便些:“小同志,这个问题已经有好几拨警察来问过我们了,我和我母亲真的是想不出来。”

赵元仁如此说,倒显得戚宁有些幼稚,她不好意思地欠欠身子,从沙发上站起来,说:“那好吧,我不打扰你们了,就像你说的,有你弟弟消息一定要通知我们警方。”

接下来,戚宁决定去会会那个所谓爸爸的中学同学鞠艳丽。但是找她就没那么容易了,由于她和赵元生离婚,户籍被分了出来,当时她又是租房子住,户籍便办理了空挂,截至目前仍然是这种状态。继续调阅她户籍的原始信息,令戚宁失望的是,鞠艳丽的父母已不在人世,有一个姐姐,也因病去世。这样一来,戚宁手中只有一个近20年前她曾经租住房屋的地址。对了,还有她当时工作的单位可以先去打探打探。

据案件卷宗记载,鞠艳丽当时在一家三星级酒店客房部做主管。但当戚宁现在按照地址找到酒店之时,发现已经不是原来的名字,变身为国内某知名品牌的连锁快捷酒店了。很明显原来的酒店倒闭了,工作单位这条线怕是指望不上了。

唯一的希望只有出租房了。好在房子虽老,但还没动迁,里面竟然还有人租住,但不是鞠艳丽。通过租客,戚宁联系到房主,房主也住在附近,两人很快便见了面。

房主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妇女,戚宁提起鞠艳丽的名字,她倒是挺干脆地表示对她有印象,说确实曾经有这么一个租客。并且进一步说明之所以对鞠艳丽印象深刻,是因为鞠艳丽是她弟弟介绍来租房子的。

“敢问你弟弟是?”戚宁客气地问。

“噢,他是二院的大夫,叫陈康。”房主说。

“是陈康介绍的?”戚宁很是惊讶道。

“你认识我弟弟?”房主问。

“我爸爸曾经和他做过同事。”戚宁表情恢复正常,笑笑说,“他现在还在神经外科吗?”

“对啊!已经当主任了!”房主口气中颇有些自豪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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