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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想到被拘留的村民都是复员退伍军人，他们懂法律有知识胆子又大，出了拘留所的当天就组织几百村民涌到县政府大门口静坐。他们用高音喇叭喊口号，要求冯县长接见并惩治村长，公开村里的财务，赔偿精神损失。县领导都不敢出面，派信访局的焦局长和他们谈话。焦局长也是军人出身，脾气很暴，文化不高，平时喜欢戴副黑眼镜，看见村民坐在大门口堵塞了交通就很生气地指着他们说：“他妈的，你们闹什么闹，你们想搞‘秋收起义’吗？”这一下子村民更火了，“呼啦”一下子冲入大门口左侧的信访办，眨眼间就把桌子、杯子、风扇，水壶全部打烂，有人还将空矿泉水瓶扔到焦局长身上，吓得焦局长捂住脑袋慌忙从后门逃走了。
经过大批警察的反复劝阻，迟迟赶到的常副县长当面承诺立即下村解决问题，他们才从容地唱着《国际歌》，排着稀稀拉拉的队伍姗姗而去。
事情还没有完。有个村民还不解恨，当天晚上还冒充县政府管理科的工作人员给焦局长家送了一竹篮子黑色大便。
村民以为这样一闹常副县长一定会下去解决问题的，但时间过去了半年也没见常副县长的影子，乡政府也没派工作组去调解。
今天他们又集合在一起，坐着手扶拖拉机上县城，准备再次冲击县政府，再解决不了，他们还要上省里上北京告状。我担心事情越闹越大就对村民说：“你们提出的问题，后天我和赵乡长亲自去解决，问题再得不到解决，你们可以拿乡长的保证书到省里告我们。”
他们得到我的许诺后，围成圈子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才骂骂咧咧地坐上手扶拖拉机返回村里。
晚上，我把拦截村民上访的事情给县委钟书记作了汇报。钟书记说，农民上访的问题根源在基层，责任在我们县委身上。
我说，他们上次闹事后县里为什么不及时派工作组去处理呢？
钟书记很有体会地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一个村的村民上访就要派工作组去，全县两百个村子都有人来上访，我们能派两百个工作组下去吗，县委机关也有一摊子事啊。属于县政府的事，我管多了不好吧。
钟书记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让我和冯县长商量解决。但我还是说，不管是县委还是县政府出面，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钟书记很有把握地说，当然要解决，靠什么来解决呢，靠基层党组织，靠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靠政府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这之后他又很上司地说，地方工作很复杂，解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有些事情要慢慢来，等时间等机会都具备了才能解决。
钟书记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刚从部队到地方缺乏工作经验，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沉着冷静多问几个为什么，千万别带着感情去处理问题。
我又说，今年全县已经发生了几十起因土地纠纷上访的事情了。如果不进行专项治理，问题会越闹越大，势必会严重影响农村的稳定。
钟书记说，是啊，我也考虑过了，组织机关干部下去搞专项整治，先抓几个典型。你就从冬茅村上访的问题入手，查清村长的腐败问题，把他撤掉还清农民的租金，上访的问题自然就会停止了。
放下电话，我又给冯县长打电话征求意见。冯县长在电话里冷冷地说：“问题成堆成山啊，按钟书记的意见办吧。”
在钟书记的支持下，我和赵乡长第二天上午就进驻了冬茅村。过了几天，县里的工作组也下来了。反贪局的同志很快就查清了村长贪污的问题，同时按照党纪和法律条文解除了村长非法出租土地的合同，将土地的使用权还给了村民，拖欠的租金也做出了返还的安排。
当乡党委宣布免去村长的职务时，整个冬茅村都响起鞭炮声。
不久的一天上午，我下乡办案在冬茅村村口碰到带头上访的米半筐。他正开着手扶拖拉机去拉化肥。见到我刹住车朝我笑笑。我说：“你小子现在不上访了吧？”他哈哈大笑，说：“没事上访干吗，你以为我们闲着没事干啊？”说完，朝我挥挥手开着手扶拖拉机走了。
六个月后，村长因为贪污受贿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今天下槟榔村搞计划生育，原本乡政府安排我在农民周方家里吃午饭的，周方的家人却不愿意给我煮饭，因为去年乡干部在周家吃了十几顿饭从没交过一分饭钱，乡政府也没给周家一点儿好处。
我问周方：“干部吃饭交钱是天经地义的嘛，为什么不付账？”
周方耸耸肩说，交个屁呀，乡政府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来了。
我担忧地说，白吃白喝严重影响干群关系啊。
周方用鼻子哼了一下说：“他们的确没领到工资，还顾个屁影响啊。”
我再也无话可说。
我只好自身一人上村长家里吃饭。放下饭碗村长就对我说，我现在就去把水英叫来，你帮我说说她，领导说话肯定是很有力哇。
水英是玉竹村长得最漂亮的媳妇，勤劳孝顺，热情开朗，丈夫谷满仓也是个老实人，独身一人去温州打工赚了不少钱，家里盖了楼房买了摩托车，孩子也上了县城最好的小学。
原本很幸福的家庭，随着丈夫打工时间一久事情就出来了。水英和村里的一个未婚青年好上了。这种不正当的嫂侄关系引起了村民的议论。
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为了维护村里的声誉，村长把事情捂了下来，把责任推到谷满仓头上，说他是荒了自己的地去种别人的田。
样子有点像明星赵本山的村长在我面前抱怨说：“这也是改革开放给村里带来的新鲜事呢。”
现在，水英大大咧咧地坐在我的面前，大眼睛不停地在我身上转悠，好像知道了村长的用意似的。
村长捋捋衣袖说：“县委领导和你谈谈，指出的问题要好好改正啊。”
水英侧头望着门口说：“改什么？怎么改？谷满仓外出打工几年了，儿子都上二年级了也不回家看看。我在家里既辛苦又孤独，夜里睡都睡不好。”
我说：“你们经常通电话吗？”
“通啊，可讲不到一分钟，他就说有事关机了。”水英满脸通红，好像喝了酒似的。
我轻描淡写地说：“听说村里人对你有些议论。”
“没那事，你别听别人瞎说。”水英眼圈红了。
我说话的时候，村长一对鹰眼朝水英****高耸的胸脯勾了一下。水英不好意思侧着头，眼睛朝门口看出去。
我说：“人人都需要性生活，只要正当谁也不会干涉。”
“领导呀，你不要相信他们乱说，不信你问问村长？”水英急了。
村长咽口水，说：“是啊，没抓到事实就是没有事实。我要辟谣，我要辟谣！”
“据我知道，一贯以来槟榔村的风气都是很好的，我也不相信槟榔村会出现伤风败俗的事。”我一本正经地说道。
村长立即接上话说：“那当然啦，村民戴绿帽子等于我村长也戴了绿帽子嘛。”
我笑着说：“既然没有，那就算了，不过你要知道乱搞的结果都是很惨的。”
村长说：“是的，男女作风问题会连累孩子连累家庭啊。”
接着我把邻村一个有夫之妇乱搞被丈夫打死，又把县城一个有妇之夫乱伦得了艾滋病的事例讲给她听。
水英听后一言不发捂着脸跑出去了。
望着水英的背影，我说：“农村的风气好不好，关系到生产建设的发展，关系到农民家庭的稳定。”
村长白了我一眼：“没有那么严重吧？”
我说：“不正之风已经影响到农村了，我们作为领导不能掉以轻心啊。”
村长扔掉手上的烟头，说：“他妈的，都是城里的黄色录像害了农村害了农民。”
我说：“不止是黄色录像，黄色书籍对农村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村长摸摸头上的白发说：“看来得赶紧和谷满仓说说才行。”
村长用家里的电话拨通了谷满仓的手机。对方说手机费很贵，打宿舍的公共电话吧。村长再次打通电话说：“满仓呀，我是村长哩，有个县领导想和你说几句话。”
我在电话里通报了自己的身份后，对方说：“我早就听说你这个县委领导了，有文化有魄力，我们农民喜欢这样的干部啊！”
我开门见山地说：“你出外打工赚了钱，盖了新房，家里的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我恭喜你啊。希望我们乡里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农民……”
“哪里，哪里，领导过奖了。”
“你富了村里也光荣啊。”
“钱赚得最多也是个农民嘛。”
“钱要赚，可老婆孩子也不能忘啊。”
“对，对，我经常打电话教育我的小子好好读书。”
“老婆也要关心，生活上关系，身体上关心，生理上更要关心，要经常回来看看她们……”
他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先是哈哈大笑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领导同志，我算过一笔账，回家一趟得花六百多块钱，在家住几天勉勉强强只能和老婆打两次洞，如果上当地发廊打一炮只要一百块钱，一个月打三炮也就是三百块钱，比起回家来解决问题省钱多了，我们农民过性生活也得算成本啊，你说是吧！”
我忍住笑说：“家庭生活不能算得那么细，你想想，孩子见到你多高兴，父母见到你多开心，老婆见到你更是喜上心头，这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他说：“话是这么说，等我有了很多钱以后再考虑吧。”
见他如此固执，我严肃地说：“乡里许多农民进城打工几年不回家，老婆都跟人家跑了。”
他沉默了几秒钟，说：“领导同志啊，你说得太严重了，生过孩子的农村妇女能跑到哪儿呢？”
“有时间一定回来看看，是你的孩子让我跟你这么说的。”说完我就放下了电话。
村长问，他怎么说？
我说，他钻到钱眼里去了。
村长摇摇头说，我看这小子打工打懵了，过几天我再打电话说说他。
离开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夕阳把青翠的山峰染成玫瑰色，一群一群的小鸟往树林里飞。村长送我到村口，我转过身对村长说，水英的教育你还要抓紧，不要因为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
